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我们简称她为D女士。

D女士是一位单身母亲，孩子四岁那年，丈夫去世，她独自把女儿抚养长大，当爹又当妈，其中的辛酸苦楚只有自己能懂，好在女儿灵灵（化名）聪明又懂事，从来不让自己操心。

在女儿十六岁生日这一天，D女士带着生日礼物准备去钢琴班接灵灵，却接到灵灵的电话，本以为是问她走到哪里了，没想到接通后是一个陌生的声音，对方是警察，她女儿被砸成重伤，通知她快去医院，D女士无暇顾及电话真假，当然她更希望这是假的，当D女士赶到医院时，灵灵正在手术室里抢救，医生跟她说灵灵的情况不太好，让她做好心理准备。

通过警察了解到，灵灵今天上完钢琴课后，站在外面的台阶上等妈妈，刘某在7楼一跃而下，砸到了灵灵，刘某当场身亡，灵灵被急救车送去了医院，进行抢救。刘某的妻子谢某也带着两岁的儿子来到了医院，跪在D女士面前祈求原谅，刘某的妻子说，丈夫已经是胃癌晚期，他不想拖累我们娘俩，所以就选择了自杀，没想到会伤害到D女士的女儿，说着说着就要拉着孩子跳楼，给D女士赔罪，好在警察在场拉住了谢某，结束了这一场闹剧。

灵灵最终抢救无效死亡，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D女士一度陷入了崩溃，她首先找到了刘某跳楼时的商区物业公司，表示他们的管理不当让刘某跳楼，造成了女儿的死亡，但物业公司表示自己与灵灵的死毫无干系，接着D女士又去找刘某的妻子谢某想谈赔偿的事情，谢某表示刘某已经死了，自己做事自己承担，不应该牵扯到她和孩子，那D女士应当如何索赔，又该找谁索赔？

首先，刘某是在商区跳楼导致灵灵死亡，此类宾馆、商场、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死者灵灵因为刘某的原因导致死亡，商场的管理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预防或及时制止刘某跳楼事件的发生，应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7条“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承担责任。商场的管理人向死者的家属承担一定的责任。

其次，刘某的继承人，如妻子、孩子，需要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对死者的家属承担赔偿责任。《继承法》第33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这意味着侵权责任可不是“人死如灯灭”，除非侵权人的继承人放弃继承，否则还是要承担责任。

而在本起事件中，受害者是无辜的。她的死亡是商区管理方和坠楼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本次事件中，两方要对死者的家属做出一定的民事赔偿，这个赔偿主要是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费等等，以上方面可以协商，也可以通过法院解决。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

第三，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对于现实没有赔偿能力的，赔偿义务人可以请求以定期金方式给付，法院也会考虑适用此方式。

19世纪末，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自杀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对正在解体的社会的反应。由于社会的动乱和衰退造成了社会一文化的不稳定状态，破坏了对个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支持和交往。因而就削弱了人们生存的能力、信心和意志，这时往往导致自杀率的明显增高，正因如此，世卫组织才特地出了预防自杀的专刊，提到了三个层面上的预防措施：

①面向全人群的通用干预，要宣传心理健康知识，让更多人有机会接受心理医疗服务，让人们更难接触到自杀工具，最后，让媒体报道自杀时更负责任，比如“不要清楚描述方法，不要提供自杀地点的详细信息，不要使用未经剪辑的视频录像”等，不要引发“自杀传染”。

②面向“脆弱的易感人群”的选择性干预，比如多宣传热线电话等求助渠道，比如培训专业人员识别高危人群。

③面向“更特定脆弱人群”的针对性干预，比如对于已经尝试自杀的个体，在医疗结束后要继续进行随访，提供社区支持等等。